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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患者刺刀下死里逃生的医生:凶手和我都是受害者

2020-03-26作者:曹玲

「我并不仇恨持刀偷袭我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我的鲜血来警醒社会,关注医疗体制的健康,医务工作者的尊严和生命安全,最终造福天下所有老百姓。」

2012 年 4 月 1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邢志敏正在诊室给病人看病,52 岁的患者吕福克进来,突然从拎包里抽出一把刀,刺向邢志敏的脖颈,然后夺门而逃。

当晚 7 时 30 分,吕福克在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再次上演凶案,副主任医师赵立众被刺,同样是右侧颈部重伤,软组织、血管、神经和椎体等受损。

至今,邢志敏依然无法提起当年的事情,而赵立众从遇刺的那天起,就决定站出来做一个斗士,「我以我血荐医改」。

赵立众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口述:

出事之前,我就曾无数次想过,类似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急诊科处理的多是急危重症,相对其他科室矛盾风险高出数倍。再加上社会建立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高尚形象,民众对医生的期望值很高,如果医生的技术和服务态度没达到期望值,心理反差会很大,容易出现一些过激举动

此外,急诊科经常会出现黑社会打架斗殴受伤之后来就诊的情况,有些人在医院不听话、不交钱,甚至威胁医生。

我们医院急诊科几乎每个医务人员都挨过打,之前我被打过,也差点被砍。黑社会拿刀砍过来,我躲过去了,铝合金门窗被砍了一个口子。

但即便这样,我们也没有拒绝病人的权利。即便他前一天把你打了,第二天来看,你还得照样给他看病。

2012 年 3 月 23 日,也就是我出事前 20 天,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王浩医生被患者杀死,当时的舆论环境和现在不太一样,很多网友的评论都是「杀的好,杀的该」,还要「喝点小酒庆祝一下」。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每个医务人员都会考虑自己的安全。

可是我没想到,事情会那么快就发生在自己身上。2012 年 4 月 13 日晚上 7 点左右,我正在写病历、开处方,周围围了一圈病人家属。这时,吕福克扒开人群冲了进来,冲我后脖子右后侧扎了一刀。一开始我并没感到很疼,只觉得被人用锤重击了一下。但是周围的人脸色都变了,我这才反应过来,往脖子上一摸,一把刀。

凶手夺门而出,我下意识追出去了,一直追到快到医院门口,一路上流了很多血。我追不动了,那个人站在医院外面远远地看着我。

受害者不止我一个。当天上午 10 点半,凶手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刺了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邢志敏。据说下午他曾在协和医院出现过,可能是没找到机会下手。晚上他又来到我们医院,先去耳鼻喉科找一个曾经给他看过病的医生,但是没有找到。之前他用鞭子抽打过这位医生,医生报了警。最后他来到急诊,随机选中了我。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也没给他看过病。

被抓时,从他的包里还搜出 3 把刀,扎脖子就是试图一刀毙命。警方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些有关颈动脉位置、失血可致死亡的临床医学知识的资料。幸好当时我周围围了一圈病人家属,否则他会扎的更准。

我住了 40 天院,出院后在家休息了 3 个月,医院补偿了我一万块钱。

3 个月后我去上班,上班第一天下午,科里一名女医生就被患者打了。我当时已经没有了愤怒,只有说不出的悲怆和苍凉。 

不久医院安排我值夜班,我拒绝了。那时我有个后遗症,害怕身后有人,一定要将病人和家属置于自己视线之内。

2014 年,我调动到体检科,感觉安全多了。

当时我希望医院能出头把这件事解决,最起码要把官司打完,但这事对于医院来说已经结束了,变成了我和凶手的个人恩怨。

我开始自己找律师打官司。我的代理律师李惠娟曾代理过多起伤医事件,她没有收费,搭进去不少精力、时间和金钱,我自己就更不用说。我打官司不为钱,民事赔偿我只要求赔一块钱,但是这事一定要有个说法。

2013 年 5 月 21 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吕克福有期徒刑 13 年。这在当时算是打了个胜仗,凶手称自己有精神疾病,如果不是李惠娟律师收集了充分的证据链,很可能凶手就被无罪释放了。 

我一直说不恨凶手,这是真的。好比一个十字路口,各个方向同时亮起绿灯,四面八方的车同时开动,撞在了一起,不明真相的司机互相指责,但其实谁都没错,错的是信号灯,是规则。再比如,古罗马斗兽场上的角斗士,他们互不相识,相互厮杀,难道他们就应该相互仇恨吗?难道不应该仇恨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吗?

凶手和我都是受害者,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很多医患矛盾,这是基层医生无法解决的。 

那位曾给他看过病的耳鼻喉科医生,一直觉得对不起我,好像我替他挡了一刀。其实他没有什么好愧疚的,凶手的刀是扎向体制的,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

2012 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了,多数时候我会选择性遗忘这件事,把这一段跳过去,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我在单位对此避而不谈,大家也都挺回避的。平时我出去玩,拍照片发朋友圈,会有一堆人来点赞,但是遇到伤医事件,我发朋友圈那么多文章,医护人员没几个来点赞的,倒是一些社会人士、亲戚、朋友等非医务人员会来评论。

大家的心态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本我也只是急诊科一名普通医生,想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是遇刺后,我觉得就像鲁迅说的,学医只能拯救一小部分人的身体,拯救不了全部中国人的精神,我开始有一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责任感。

这么多起伤医事件,杨文绝不是最后一个,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杨文。如果我这种从鬼门关走一遭的人都保持沉默,还有谁更适合替一线医护人员发声?

如果没有人发声,就不会有什么改变,结果将会怎样?

一起伤医杀医案的结果,是众多医生的离去,医学院校考生报考质量和数量的下降,最后是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流失,老百姓终将为此买单。如今恶果已经显现,比如各地儿科医生紧缺,我们医院也取消了儿科病房,因为没有医生。

我人微言轻,我的呼吁可能解决不了医疗体制的根本问题,但是既然不治根,那能不能治表?能不能先有一些改善?

比如说:

  • 建立追责制度。把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纳入各级主管责任人政绩考核中,实行出事就地免职制,我想医务人员的安全状况会大为改观。
  • 在医院建立强制的安检制度。2012 年出事之后,几部委曾联合发文,要求医院必须加强安保,二级以上医院须有警察派驻医院,但是到现在绝大部分医院也没有警务室,更没见到警察。如果不能入驻警察,强制的安检制度是否可以推行?
  • 建立政府层面的医闹黑名单制度。将黑名单和个人信用挂钩,医务人员可以对这些人说不。这样一来,个人的违法成本加大大增加。
  • 卫生主管部门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以预防医疗暴力,针对突发事件。
  • 希望医疗机构和媒体停止评比「最美医务人员」之类的活动,这是对医务人员的捧杀,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道德绑架。医生只是一个职业,没有什么营生值得付出生命。
  • 禁止医务人员参与催缴医疗费用的过程,很多矛盾是因此发生的。
  • 禁止以任何形式对受到威胁的医务人员进行劝阻,施加压力。很多医院都是和稀泥,甚至逼迫被威胁的医务人员就范。像杨文这种已经和患者家属发生过冲突,也曾上报过上级单位的情况,如果单位有一整套应急预案机制,相关部门马上介入,协调处理纠纷,及时解决问题,就不会出现这种悲剧。
  • 对于上岗前的职工进行防暴教育,各个科室建立医暴预警机制。比如交班的时候,可以把有无特殊人员,有无发生医暴等情况的可能记录下来,作为交接班制度。
  •  在科室安装能够直接接到属地派出所的一键报警装置,在医务室配备防止暴力的隔离屏障和器械,包括防狼喷雾剂之类。
  • 为这一线工作人员购买额度充足的人身保险。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这些建议听起来是不是很悲哀?医生的主要工作是看病,却要花这么多心思自保?

话说回来,我并不悲观,我觉得还有希望。我不后悔学医,我女儿也想学医。她现在上初中,从小耳濡目染,对于爸爸是一名医生,能去她的学校讲课,能给周围的亲人朋友一些帮助,她还是挺自豪、挺崇拜的。如果她真的要选择学医,我想我会支持的。

我相信,虽然短期内改变体制造成的医患矛盾几乎不可能,但是只要人们还有疾病,还有对自身健康的内在要求,医务行业的真实价值早晚会体现出来。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现在的社会大环境比2012年好多了,至少没有那么多人觉得医生该死了。再过十几年,可能环境就不是这样了,贪官污吏、黑恶势力都治理了,医务人员提着脑袋治病救人的现状,相信政府会看到,也有能力改变,医生的地位一定会提高,医患关系一定能改善。


口述:赵立众 

作者:曹玲

编辑:李珊珊

排版:张帆


本文转载自「偶尔治愈」公众号。

图片来源:见文中备注、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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