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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医生审稿专业委员会同行评议通过

我渴望一张回国的机票

2020-04-22作者:丁香医生

迪拜,以奢华和奇迹闻名于世,免税店销售额世界第一、机场客流量世界第 3 的机场,更让这座阿联酋城市跻身为「世界中心」。

在不少国人眼里,迪拜是土豪的集聚地,物价高昂。

疫情改变了迪拜,运营 36 年、24 小时营业的迪拜机场免税店第一次暂停营业,迪拜的第一座摩天大楼世贸中心,被改成了临时医院。

迪拜一角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这里没有封城和宵禁,只有 24 小时限制居民外出的「国家消毒计划」。

违法出行,将被处以相当于 3850 元人民币的罚款,不戴医用口罩,则处以相当于 1930 元人民币左右的罚款,屡犯者,将被逮捕和公诉。

如今,有这么一批国人滞留迪拜,他们大多持旅游签证。

一方面是不知归期的住宿餐饮支出;一方面是屡屡取消的回国航班,难以退还的机票票款,他们的钱越来越少;有人流落街头,有人想转道巴基斯坦,坐车回国。

在经济压力和情绪困扰的持续撕扯下,被迫困在迪拜的他们,希望找到回家的路。

我们联系了 20 名滞留迪拜的中国人,试图还原他们寻路的故事。

无法登机的中国人 

「我们已经住不起酒店了」「在大街上了」「没有Wi-Fi」,4 月 17 日晚, 21 岁的湖南姑娘曾嘉欣断断续续地回复,她和闺蜜流落在阿联酋迪拜的街头。

此时,迪拜规定, 24 小时限制居民外出。如违反,将处以相当于 3850 元人民币的罚款,屡犯会被警察抓捕、提起公诉。

「警察要抓就抓吧。」说完这话,曾嘉欣和闺蜜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

疫情和病痛缠绕着曾嘉欣,闺蜜的无助哭泣则是背景音。3 月 7 日,她曾在迪拜酒店晕倒 3 个多小时。

缺钾?贫血?在陌生的国度,沟通不畅,病因无从确认,这让她有了提前回国、去看医生的想法。

曾嘉欣在 4 月 4 日储备的食物,现已吃完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她俩此前 3 次购买回国机票,可要登机才被告知,因疫情导致的出入境管制,航班被临时取消。

航班三度取消,机票退款却一直未到账,这成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泡面都不舍得顿顿吃,一天只能吃一顿,钱不够了。」 4 月 3 日,曾嘉欣说。

「绝望」是她提到最多的词。到现在,她还瞒着爸妈,理由是爸妈身体不好、怕爸妈担心。她爸妈还以为,女儿在湖南郴州的那家美容院,学着手艺。

回国航班,让曾嘉欣和闺蜜三度燃起希望,又三度熄灭。和她们有类似遭遇的国人,心思也在随着回国航班的变化,浮沉。

3 月 24 日,是他们想搭上末班车成行的日子。

前一天,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从 25 日零时开始,所有非香港居民乘机抵港后不准入境,机场停止所有转机服务。

也是这一天,阿联酋航空宣布,暂停迪拜往返北京航班,这是最后一个与阿联酋有客运航班的大陆城市。

在闸门关上前,能买到「最后的船票」的人是幸运的,可这幸运,并不持久。

长春姑娘乔尤野刚开始买的是 3 月 21 日回国的票,票价 3000 多元,起飞前一天,航班取消。她又买了 24 日经香港转机回国的机票,票价涨到 5000 多元。

3 月 24 日中午时的迪拜机场。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为求稳妥,17 时 55 分的航班,她提前 8 小时就到了机场。15 时,国泰航空 CX0746 航班办理值机,工作人员说,没有香港身份证或护照的,都不可以乘坐这趟航班。

「整架飞机就走了 3 个人,我们都被扔下了。后来,我给总领馆打了 10 多次电话,工作人员说他们在沟通协调。等大使馆下班以后,电话就转接到国内,转到外交部了。」

乔尤野回忆,总领馆统计人数,当时有 170 多人滞留在现场。

她在迪拜机场一直等到了次日凌晨 2 时。没有消息。

那天,她正是生理期,难受、冒虚汗,感觉身体吃不消。当天,她只吃了一个苹果、一个面包。

随着激动的人群逐渐散去,在机场逗留 16 小时后,乔尤野也熬不住了。

凌晨 ,她独自拎着 24 寸和 20 寸的两个行李箱,乘出租车离开。在车里,感觉非常无助的她哭了,凌晨 3 时多才回到自己工作的汉堡店。

杨福戬离开机场比乔尤野早,作为企业家,他不把希望放在自己无力影响的事上。

他是和妻子来的迪拜,原本买的机票是 3 月 27 日飞香港,12443 元,正好让他在迪拜待满 14 天。香港的限制令一出,他马上把机票改签到 24 日。

31 岁的杨福戬在深圳开了一家做重力毯的工厂,还在香港开了一家公司。此前,他虽在深圳,却无法去香港。根据香港要求,大陆非香港居民,得在第三国住满 14 天,才可以去香港。

于是,3 月 13 日,从深圳蛇口经香港机场,他和 33 岁的妻子飞来迪拜见客户。受朋友之托,他带了 4 盒新冠病毒核酸试剂来迪拜。

那时,阿联酋累计确诊 85 例,没有死亡病例。出发时,他在深圳已居家隔离了一个多月,这一趟迪拜之旅,他也当做是一次远离疫情的散心。

未曾想,散心成了闹心。到迪拜的第 2 天,他家所在的深圳某社区电话通知他,如果从阿联酋回国,得集中隔离。

改签、赶末班车,杨福戬希望赶在限制措施生效前回国,可这努力还是一场空。

24 日,在迪拜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杨福戬,因为他的大陆护照最多只能在香港待 7 天,所以不能领登机牌。

他给总领馆打电话,接通后,对方马上挂掉,「据其他联系上的乘客反映,工作人员更多的是在安慰。」

从 13 时协商到了 24 时,眼见另一个飞往香港的航班也已起飞,杨福戬夫妻依旧走不成。

虽然不是自愿退票,他和妻子还是被收取了 2900 元的退票费。他此前买的 3 月 28 日从香港飞上海的机票,也被国泰航空通知航班取消,收了票价 1/3 的退票费。 

时间就是金钱,杨福戬一向周密到分钟的工作行程安排,乱了。

变化如此猝不及防,疫情煽动的变数,裹挟着众多在阿联酋的中国人,转机地在变、目的地在变、计划也在变.....

迪拜,并不是 64 岁的冯秀琴和她 28 岁的女儿的目的地,澳洲才是。澳洲的哥哥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病情严重,让冯秀琴很想念他。

因为疫情,2 月 1 日,澳大利亚颁布旅行禁令,14 天内从中国大陆离开或者中转的非澳大利亚籍人员,不会被允许入境。

为了去澳洲,母女俩需要在第三国中转 14 天。她们选择了阿联酋,因为这儿免签。

母女俩于 3 月 11 日由北京飞到迪拜,如果一切顺利,中转 14 天后,她俩将于 3 月 27 日从迪拜飞阿德莱德,票价 9800 元。

可自 3 月 26 日起,迪拜关闭机场。 

母女俩 14 天中转计划,变成了在迪拜不知归期的滞留。

这一天,黄程里两夫妻从阿布扎比飞北京的航班也取消了。 

发现妻子怀孕 3 个月后,黄程里辞去工作,准备回国。 

第一次当爸妈,黄程里发现妻子在迪拜最大的困难,就是去医院孕检。华人医院说,他们设备有限,建议去当地医院。可疫情期间,有的当地政府医院不接待非新冠患者。 

黄程里 3 月 30 日打电话向大使馆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要他打车去医院。

「他们想的太容易了,我曾遇到迪拜一些出租车拒载中国人,从 2 月开始,见到中国人就躲,觉得中国人携带病毒。」

他给大使馆打完电话后,陕西商会接到通知也来找他,建议夫妻俩留在迪拜,「回国路上多危险」。

迪拜不相信眼泪

30 岁的吉林姑娘乔尤野,干练、精明。她曾在长春开过一家小美容院,50 多平米,生意不好,一个月能赚四五千元。

她爸爸有肝硬化,一年吃药至少要 1.7 万元,药得一直吃到去世,一刻都不敢停。家在农村,爸妈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作为独生女,养老、治病的费用,都得靠她扛。 

为了家人,她得赚更多钱。来迪拜,是一个中介介绍她来的。对方说,给她安排一份月工资1.5 万元的工作。

于是,刚结婚两个月的她,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从成都转机到了迪拜,中介费加机票,她一共给了中介 2.8 万元。 

可中介把她带到一家美容院后,她发现自己上当了。

这是家「不正规」的按摩院,「就是干那种事的」。

转身离去,她找了个汉堡店打工——得挣到回国的机票钱。 

李卓和父亲的聊天截图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20 岁的大学生李卓没想到,2020 年,疫情会让她在异国经历这么多第一次。

在阿联酋,她曾被紧急送院、核酸检测、专家会诊;在某高校,当本地学生离校回家时,她和其他中国同学留守在课堂和宿舍,时时得面对宿管们的刁难;提前拿到结业证后,回国的机票被屡屡取消。

她在阿联酋某高校上大三,是由国内交换过来的,学制一年,原本 2020 年 5 月结业。1 月 27 日,大年初三,她在北京过完年后,回阿联酋。

虽然当时国内的疫情爆发了,但她爸妈认为,国内措施强有力,在国内要比在国外安全,不希望她去迪拜。

为了完成学业,她坚持回了阿联酋。此时,当地还没有新冠确诊病例,阿联酋的首个确诊病例要在 1 月 29 日才发现,是来自武汉的中国游客,也是中东的首例确诊。

李卓在阿联酋某医院的救护车图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可受疫情的影响,在阿联酋的中国学生早已被当作重点关照的对象。她所在的高校规定,每名中国学生都得接受为期 14 天的身体检测。

从零下 10 ℃的北京回到 20 ℃的阿联酋,李卓的鼻炎犯了。1 月 29 日,学校直接叫救护车把她送院,「他们觉得我有一些呼吸道问题,就有可能会得新冠。」李卓说。

她在医院隔离了一天一夜,进行了核酸和血清检测,输液用的滞留针,在手背插了一天一夜。

李卓在阿联酋某医院时的滞留针,留在手里一天一夜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因为沟通不顺,被独自留在检查室 3 小时的她,害怕、无助。她好几次想去找医生,可门外端坐着的保安,阻止她离开。

难以承受的李卓给学校校医打电话,哭了一通。校医给她送来了充电器和衣物,两波专家也出现,对她进行会诊。排除嫌疑后,她才被允许回校。

平静的日子持续了 38 天,阿联酋的疫情陡然提速,曲线开始由平缓变得陡峭。当阿联酋确诊病例上升到 45 例时, 3 月 7 日,阿联酋宣布关闭所有教育和培训机构,改为远程授课。

李卓所在的高校宣布要全校消毒,校舍关门,学生要全部离校。于是,宿管便轰她们离校。

对还有两个月就结业回国的他们来说,离校后的居无定所,和提前回国对学业的影响,把他们夹在中间,两头做人难。

所幸,从国内带队过来的一位中国老师出面协商,学校同意让中国学生在宿舍里自我隔离。

刁难并未就此结束。

为了应对疫情, 3 月 26 日阿联酋开始全国宵禁, 4 月 4 日迪拜将宵禁扩展到 24 小时限制居民外出。为了解决吃喝,李卓和同学们联系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送货。

「中国」成了让宿管们刺眼的标签,他们对中国学生找中国超市订货很有意见。「有宿管跟我说,你不知道现在中国疫情有多严重,中国货也有病毒。」李卓说。

她解释,虽然超市是中国人开的,但她们买的商品都是阿联酋本地产的,如果货有问题,也是阿联酋这边的生产质量有问题。 

住得离宿管较近的中国学生,则会面临更多刁难,宿管常常会去找他们麻烦,比如突然进房查卫生,说他们宿舍不干净,说「这会带来更多的病毒」。 

为了拿到结业证,纵使遇到种种不快,她们也得留在当地继续学业。起初,学校通知,其他同学改上网课,由于中国交换生相对集中,所以中国学生还是线下授课,而期末考试是否改为线上进行,当时尚是未知数。

如果拿不到结业证,那么李卓回国后,还得重新考试。

当得知学校「轰人」的事后,她爸妈让她立刻买票回北京,放弃学分,等以后再重修。

但李卓舍不得 4 万多元的学费,「就这样没名没分的回国、不能结业的话,就太亏了」。

此外,为了不错过她最在意的四六级英语等国家考试,算上回国隔离的 28 天,她得在 4 月就回国。中国交换生们跟学校协调提前结业,协商的结果是提前 1 个月。

好消息陆续有来,4 月 9 日,领事馆给留学生们送来一批口罩,每人 10 个。4 月 16 日,教育部宣布,取消上半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

无限循环的航班取消

迪拜机场关闭又复航,可直飞中国的航班一直没再出现过。

4 月 17 日起恢复执行的国航航班 CA941 ,本该是第一班。这是 3 月 27 日国航公布的第一批国际航班中,唯一一个从阿联酋回国的航班。为了保住国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果,中国民用航空局推出「五个一」政策,这使得海外回国的航班骤减。

李卓抢到了这个航班。其实,她一开始于 3 月 3 日定的是 5 月 8 日的回国机票,票价 3000 多元。当确认提前结业后,她又买了 4 月 21 日的机票,票价涨到 1 万元左右,「当时 4 月 20 日前回国的机票已全部取消」,她说。

结果, 3 月 25 日她接到通知, 4 月 21 日的航班也取消。还好,她能把票改签到 4 月 17 日的 CA941。

4 月 8 日,李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可这一天,她收到消息, 因为疫情原因,4 月 17 日的航班取消了,「想不明白,这个航班各大媒体都公示过,为什么就取消了呢?」

国航取消了 4 月份所有的阿联酋回国航班,推迟到 5 月 7 日后。

「他跟我说,你有时间在这里哭,还不如考虑一下从别的国家中转。」 4 月 8 日,李卓致电总领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他不是以领事馆代表的身份跟她讲,而是以个人的身份好心指点她,哪个航班可能还有票,目前能转机回国的,还有日本和韩国。

李卓有考虑过从韩国中转,但笔记、大衣等沉重的行李,成了负担。如果转机,因为是分程票,她的行李不能直挂,也就是说,当行李抵达韩国时会入境,可她自己又没法入境。她有个朋友面临这种情况时,选择了把行李丢在了韩国。

而如果快递回国的话,按照国际快递的资费, 25 公斤要将近 7000 元。

这让她两难。

爸妈给了她很多钱买票,「不管花多少钱,能回家就行」。目前,她买的是阿提哈德航空 5 月 3 日回国的直航票,票价 1 万元,让她不必舍弃行李——可就怕航班取消。

李卓的焦虑与日俱增。她爸爸是警察,爸爸做女儿的思想工作说,现在国内的困难有很多,可能不会优先考虑你们的情况,多方撒网,重点捞鱼,越是困难时越要冷静。  

4 月 13 日,李卓拿到了结业证。学业告一段落,可回家的路呢?还浮在空中。

同样未定的,还有冯秀琴母女,她俩本也买到了 4 月 17 日的国航航班 CA941。

得知去不了澳洲之后,母女俩定了 4 月 10 日回国的航班,后来通知取消了。此后,接连 3 次改签的航班,连着被取消,最后一次,是 4 月 17 日的航班取消,她们连忙改签,可最近的只有 5 月 29 日的可改签。

母女俩最后一次买票发生在 4 月 12 日,买了 26 日的阿提哈德航空公司航班。

不出意外,两天后,她被通知航班取消。可申请退款时,按照退改规则,本可以免费退票的诉求被航空公司驳回,两张 17520 元的机票,成了无航班可以改签的鸡肋。

母女俩一共给大使馆打过三次电话,「工作人员的答复都是,得等待当地的政策变动。」她说。 

目前,迪拜机场已经恢复了多条航线,国航最早的回国航班计划是 5 月 8 日。

唐薇在 4 月 13 日联系大使馆,询问是否可以及早开通一周一班的航班,或者开通临时航班撤侨,「大使馆给我的答复是:阿联酋航空公司不愿意飞中国,因为中国防控严格,需要配备两套机组人员。而撤侨的要求暂时达不到,回国风险很大,容易交叉感染,建议就地抗疫。」

他乡容纳不下灵魂,故乡安置不了肉身。

破产的包机计划

对张娜和男朋友来说,来迪拜是个美丽的错误。

张娜男朋友在美国工作,男在张娜的影响下,他决定回国工作,并回国进行了面试。

面试后,男朋友准备回美国。而自 2 月 2 日开始,美国对过去 14 天内抵达中国的外国人实施临时入境禁令,也就是说,他得在第三国待 14 天,才可以回美国。

于是,3 月 13 日,他俩抵达迪拜。当 3 月 24 日买回国机票时,张娜发现,即使反复购票,所有的票都轮着取消。退票后,也不能马上拿到退款,这让她基本上把信用卡额度,都压在了机票里。

假期变成了滞留。

前不久,张娜妈妈查出来肺癌晚期,妈妈的药费由张娜承担,一个月得至少 1.5 万元。

妈妈的病情扩散很快,得知女儿被困在迪拜,每天都焦躁地给女儿电话。

之前,张娜还瞒着妈妈,骗她说自己已回国,在北京隔离。可当妈妈要求视频通话和发定位时,善意的谎言被拆穿了。

那时的张娜,长了麦粒肿,眼睛肿成了一条线。她又不敢去医院,只能硬扛。她担心自己被感染,担心没有医保的自己,在迪拜难以就医。

张娜已经被扣了两个月的工资,老板对她大发雷霆。在四川从事 IT 研发的她,由于被困,很多需要现场操作的工作无法进行,不稳定的网络,又给她的远程办公平添烦扰。

所幸,张娜老板考虑到她情况特殊,家里突生变故,不忍心辞退她,只是扣她工资。

病重的妈妈需要她,摇摇欲坠的岗位也等着她,眼看买不到回国的商业航班,张娜起草了自费包机的承诺书,呈送大使馆。

3 月 30 日,一封《滞留迪拜的 255 名中国旅客自费包机请愿书》在张娜微博发出,存在了 15 个小时。

「我们不是病毒······是没有搭上末班车的孩子。」请愿书里说,在海外疫情并未全面爆发之前,有国人途径迪拜转机回国,大部分人买的是香港落地的机票。

他们当中有孩子、孕妇和老人,有位老人身患癌症,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物,可药物已断。

他们大多没有阿联酋医疗保险,不敢就医,孕妇也无法如期做孕检。

他们没有阿联酋的长期签证、没有居留权,很多人的旅行签证在当时面临过期。

她把承诺书通过微博发出,得到了 1 万多名网友的点赞。

可在群情激涌时,她删除了微博。一来,她不想给国家抹黑,不想把事情闹大;二来,她也接到了商会和大使馆的删除要求。

杨福戬则不想在任何社交平台发布求助信息。「我们不想给祖国添乱。如果发了这些的话,会影响海外同胞的心情。」和妻子一起滞留迪拜的杨福戬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在等着夫妻俩。

这个企业家相信凡事得靠自己。滞留在迪拜的中国人组了一个微信群,杨福戬有一个朋友在马来西亚有私人机场及公务机,3 月 25 日,他在群里问,有没有人想包机,并提出价格。

出乎他意料,赞同寥寥,反而是激起不少对他的人身攻击,有人说他在「炫富」,有人说他是在诈骗,有人叫他闭嘴。

「我只是好心,包机的价格都是可以公开查询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偏激。」他说。此后,他在群里,「一句话都不敢说」。

还有一架包机的机会,曾放在杨福戬面前。那是一架从欧洲回来的 14 座公务机,包机价格是 31 万美金。最终,两夫妻只找到 3 位在阿联酋的朋友,以及两个要去金边的陌生人。

31 万美金,接近 210 万元人民币,人均 16 万元人民币。因为有人承担不起,所以包机协议黄了。

这辆公务机被另外的人包了,于 4 月 2 日由迪拜飞往金边,当时,柬埔寨的金边每天有三趟以上的航班可以飞往广州。但从 4 月 4 日开始,柬埔寨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也暂停。

这条路也断了。

经济压力的绳套 一点点收紧

包机没有成功,但社交网络上的声音,让这些滞留在迪拜的国人获得一些关注。

江苏姑娘刘霞蔚曾在微信群里填写申请包机的个人信息,该信息被上报给了总领馆。4 月 2 日,江苏商会联系她,给她送了相当于 960 元人民币左右的当地货币, 20 个口罩,又在微信上给她转了 2000 元人民币。

当地海南商会赠送的食物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26 岁的刘霞蔚患有重度抑郁症,严重失眠、甚至有过自残行为。在迪拜上班的朋友关心她,约她过来散散心,她便于 2019 年 11 月来迪拜旅行。

刘霞蔚以前在江苏开过一家化妆品店,受病情影响, 去年 2 月她把店盘了出去。此后,她奔波于医院间,8 月,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那时候,她每天都特别想哭,可是哭不出来。她还用小刀划自己的皮肤。医生和爸妈都希望她能住院治疗,她一直不肯。与家人妥协后,她来到迪拜散心, 6 岁的女儿留给母亲照顾。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在异国他乡,她去海边,黄昏时在海滩烧烤,「想到了活着的意义」。跟女儿分享迪拜乐园,分享迪拜的中餐馆的四川火锅,让她的心一点点热起来。

她感觉自己抑郁的情况明显缓解,原来得一天服用 3 次的药物,在 1 月时,恢复到了正常剂量。

她本来打算 2 月 22 日回国,但那时候听说国内疫情严重,而她身体底子不好,就想着等国内疫情控制了再回去。

病情好转,因疫情引发的非法滞留的恐慌,又扼住了她的喉咙。3 月 27 日,刘霞蔚签证到期了,当时说,续 20 天得要 1830 元人民币左右,可她已经没有那么多钱。

没钱去续签的她,那天精神彻底崩溃了,一直睡不着,心脏跳得厉害。凌晨 2 时左右,实在受不了的她下楼,站在路边吹风。

突然,一辆白色私家车停在她身边,有两个便衣警察对她吼,问她去哪。

她说,她哪也不去,接下来的内容她就听不明白了,只知道这两名便衣警察作势要把她拘走。

危机之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要被罚款」。还好,当时附近还有好多外国人,趁着那两名便衣警察去查看他们身份时,刘霞蔚转身跑掉了。

4 月 13 日,阿联酋政府公布,将境内外国人签证,3 月 1 日后到期的,自动延期到 12 月,刘霞蔚不用再担心自己成为过街老鼠。

可经济压力的绳套,还在一点点收紧。为了节省开支, 3 月 15 日开始,刘霞蔚的主食就一直是泡面,每天就只吃一小袋老坛酸菜面,一袋面 6 元人民币。刚来迪拜散心时,她在国际城别墅区 103 栋租房,是 3 室 1 厅的合租,月租是 4080 元人民币左右。30 日,她搬到国际中心,和两个泰国人合租同一个房间,一个床位的月租是 1400 元人民币左右。

来迪拜前,她不会做饭。在家里,爸妈宠溺,她连衣服都很少自己洗。

可拮据让她只能自力更生。她买了一个电饭煲,第一次学做的饭是鸡丝粥。

念叨着「米比水少」「鸡要先煮熟」的口诀,她凭感觉放米。最后米放的太多,锅底糊了。她吃了半碗,实在吃不下,倒了。

饿的时候,她特别想念妈妈做的好吃的,凉粉、煎饼、凉面、清蒸鱼、酸菜鱼。

来迪拜前,因为抑郁症药物的副作用,1 米 65 高的她发胖到 162 斤。如今她瘦了 11 斤,体重 151 斤。

刘霞蔚带的 4 万多元已用完,只好找爸妈要了 1 万元买机票。爸爸问她,还够不够钱吃饭?因为疫情影响,原本在新加坡做劳工的爸爸,半年内,都不能再回新加坡开工。

不想让爸妈担心的她,说了谎。她清楚,为了给她治病,爸妈已经花了太多钱。

在刘霞蔚险遭便衣警察调查的那一天,蔡旻玟在为无家可归而烦心。

回国的航班取消后,房子也退租了,44 岁的湖南阿姨蔡旻玟不知何去何从。

她认识的一个江西老板说,他没多少钱,不能供她吃,只能供她住,在他开的一家按摩店里。

那是一家以中国功夫为卖点的按摩店。蔡旻玟确认了这是家正规按摩店,且处于停止营业状态,才确定住下。

她对按摩店是有戒心的。1 月 28 日,她被中介骗到迪拜来时,就是一家做非法生意的按摩院。

她对日子的盼头,从找工作,变成了等回国,兜里只剩 380 元。

没有工作、没有一张容身的床,这样的苦楚,乔尤野懂。

此前,乔尤野住在打工的汉堡店里,有工作餐,每天一个汉堡,月工资 3850 元人民币左右。受疫情影响,汉堡店 3 月 26 日停业,这让她没了收入,没了地方住。

她只得在微信群里求租。有个不认识的姐姐看到了,愿意给她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是她们套间外的一个洗衣房。两个大房间里住着 3 个人,都是 40 多岁的女人。

乔尤野搬了过来,就和这几位姐姐凑伙吃饭,抱团取暖。

乔尤野居住的洗衣房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她们本就敏感,外事的滋扰,一遍遍冲击着她们的情绪。

自从回国航班被取消后,乔尤野天天失眠,睡 20 分钟就会醒,每次醒都一哆嗦。白天,她机械地刷着手机,看各个群里的消息,哪怕有人提到一点点回国的机会,她就往上靠一靠、聊一聊,「不然的话,我真的太压抑了」。

每当看新闻,看到其他国家来迪拜接侨民,她都觉得很难过。而看到微博上一些对在国外中国人仇视的言论,她就特别委屈,「谁家庭条件好,会愿意出国打工呢?」

当国内疫情爆发时的 1 月,她在汉堡店工作时,有当地人来买汉堡,看到她就问她是哪国人。得知她是中国人后,那名顾客转身就走了。

遭受当地人歧视的乔尤野,在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月工资 3850 元的她,托朋友捐了 2000 元给国内的基金会,还捐了 1000 个口罩。

她自认为为国内疫情出过一份力。可是这一次,当她自己落难时,没有人帮她,「哪怕你不想让我们回去,说点好听的对不对?国内疫情爆发时,国外的口罩都被中国人买脱销了,现在国外疫情爆发了,那些网友能不能感同身受一下?」

4 月 4 日,乔尤野手上只剩相当于 183 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微信账户里还有 2000 多元,这是她留给回国隔离的费用。

她和爸妈打电话,说她先不回国了,这边工作挺忙的。

爸爸于 1 月 10 日心梗复发、送院抢救,是朋友帮着垫付了 3 万多元的费用。她害怕爸爸知道自己在这边的处境,受刺激复发。

爸妈没看穿她的谎言,鼓励她在迪拜好好干。

只有丈夫,她没瞒着。她新婚半年,每天和丈夫的微信聊天,是她排解愁绪的主要渠道。4 月 18 日,她说,「我现在全身上下只剩下 30 元,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

鸡肉是这边肉类中最便宜的,刚搬过来的那天,3 月 27 日,她去超市买了三盒鸡肉,花了 57 元,给几个姐姐做了道「鸡肉炖土豆」。 

荤食毕竟是少数。她每天就吃两个全麦面包,有时候弄一点土豆、白菜,「不会感觉到饿,因为想着很多事情」。

在经济窘迫时,吃,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选项。

冯秀琴从国内背来了电饭锅,本打算到了澳洲煮点小米粥给哥哥。没想到,在迪拜先派上了用场。

64 岁的冯秀琴胃不好,得吃小米粥才舒坦。可在酒店附近的超市买不到,只得买点大米凑合,再配上个煮鸡蛋,就已经是营养搭配了。 

锅太薄了,炒不了菜,只能炖汤。买点黄豆,搁点酱油,汤素得不见油星。 

菜可贵了,白萝卜得 8 元人民币左右一根。母女俩一般就买点土豆、白萝卜、卷心菜、大头菜,煮一下,撒点盐,蘸着酱油吃。

「现在每天心里装的事,吃的啥味也吃不出来。」冯秀琴说。

母女俩的日常饮食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病在异乡

冯秀琴有高血压,只带了 5 盒药, 35 天的剂量。到 4 月 18 日,只剩下 8 天的药量。

担心药不够吃,她尝试把药掰成两半。可药不好掰开,只能隔两天吃一粒。

医生说,不按量吃药可能会造成血压忽高忽低,甚至产生血管破裂。这让冯秀琴每天唉声叹气、睡不着觉。 

高血压药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和签证一起到期的,还有刘霞蔚的药物。药物短缺的困境,也困扰着有抑郁症的她。 

从国内带的药,她 3 月 17 日就已经吃完。处方药国内寄不过来,迪拜当地医生说没有,华人诊所倒是说有差不多成分的仿制药,可是不推荐她吃,有副作用,可能导致不孕不育。

停药加重了她的病情。3 月 25 日开始,她感到呼吸有点困难,喘不过气,不管她干什么,心跳都跳得特别快,「感觉要从嗓子眼跳出来」。

每天早 8 时开始,刘霞蔚总是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发呆,一晃就一天。

房间晒不到太阳,一个月里,她就出去过两次。

她不想动,只想躺着,可躺着也感觉心脏跳得厉害。晚上 19 时,她往往就躺到床上,直到半夜两三点还是睡不着,眼睛特别酸,但大脑一直在运转,身体其实特别累。

她害怕身体出问题,国内的医生说,她得恢复吃药。

停药一个月后,刘霞蔚跟自己妥协,去药店买了仿制药。4 月 16 日晚,被勾起伤心事的她,没忍住,吃了这药。

吃完后,她反应特别大,连着 3 天,吃了就吐,喝水也吐,全身骨头酸痛,乏力到连手机都拿不起。

「这两天就像是捡回来半条命。」 4 月 18 日 22 时,刘霞蔚跟我们说,她不会再有自残的念头,「没有力气了」。

刘霞蔚跟女儿的生父并未领证。怀孕两个月时,她主动提出分手,独自带大女儿。当病情重时,她一直在想,「如果我不在了,就怕女儿一个人怎么活。」

生怕自己「真的没了」的她,在跟女儿视频时开玩笑,妈妈要是回不去了怎么办。她一说, 6 岁的女儿就哭了。

女儿说,妈妈我来找你,把你带回家。

突破重围

老板不在,杨福戬在深圳的工厂自然受到影响。虽然他跟下属可以视频开会,但看样板、下订单等流程多少受影响。

比起生意上的损失,在迪拜的开销反而没那么让他在意。他住的酒店,一天房费 500 元人民币,加上一日三餐,平均一天两夫妻要花 1000 元人民币左右。他在迪拜的客户,特意搬来他隔壁住,两家人一起做饭,多了一份陪伴。

杨福戬有两个孩子,哥哥 4 岁,妹妹 3 岁。他深圳家里,就外婆一位老人照顾,不便出门。

两夫妻只好在网上下单,把菜送到家门口。由于迪拜和深圳有 4 小时时差,他得早上 6 时起床下单,以保证菜在中午前送到家里。 

杨福戬数次购买回国航班,都被取消。直飞不成,他也想过转机,俄罗斯、柬埔寨和泰国都考虑过,可这些国家先后都停止经停转飞。

他疲了,直到得知了另一位群友张娜的路径:转机韩国。

「4 月 13 日以后,短期赴韩签证失效。」4 月 11 日,韩国颁布的一条政策,让张娜紧张,她连忙买了当日由迪拜飞往首尔的票。

「死也不要呆在阿联酋了」的张娜,担心当地的防控措施升级,以及实施 24 小时宵禁,在韩国,至少她还能出出门、喘口气。 

张娜的行程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4 月 10 日那一晚,张娜暴怒。争执的导火线是男朋友的话,他说,反正都要考虑结婚了,张娜的那份工作就算了,并建议买 4 月 24 日的票。

张娜说,必须马上走。

「在迪拜的中国人都特别老实,说不让出门,死都不出门。」当时,阿联酋实行宵禁,没有许可证不许外出,可张娜还是于10 日从迪拜自驾车两小时去了阿布扎比。

至今,张娜也没有收到罚单。

「我们到底能不能坐这趟航班?」张娜去阿布扎比机场踩点,在航空公司柜台挨个柜台询问,查了一个多小时,得到了确切答复:可以飞。 

张娜当场买票,是当晚 19 时 45 分的航班。张娜在机场遇到一个女生,她说,可以通过黄牛买到从韩国回国的票,这让本来计划在韩国隔离 14 天的张娜很是惊喜。

「我男朋友跟我说,这恐怕是骗子,不能转钱给她。」张娜说,可她当时没有迟疑,当场转了 2 万多元给那女生,通过黄牛,买到了从首尔飞往沈阳的机票。 

在阿联酋的最后一餐饭,是一家让张娜念念不忘的中餐店,她点了铁板牛肉、炒青菜,这让「吃泡面都吃到吐血」的张娜很满足。她明白这是她将来 24 小时的唯一一餐,所以得尽可能多吃。 

其实吃的时候,她还是很焦虑,担心会有变故。

当日下午 15 时,张娜退房,送了酒店前台很多带不走的水果、泡面,当时她怕自己走不成,便跟那个巴基斯坦籍小哥说,这些先给他,如果她没走成,回来入住的话,还请小哥把水果还回来。

「我在阿联酋遇到的所有中国人都跟我说,现在走不了的。结果,航司让我上飞机了。」张娜说。此前,她给阿联酋移民部等政府部门打过多个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无能为力,「求助你们国家的大使馆」是她听到最多的答复。

当登机后,张娜感到气愤,阿布扎比去首尔的航班上座率很低,一个人可以躺一排。「为什么有这样的航次,就不能匀一架给中国人?」 

张娜看到阿布扎比飞韩国机舱内部,很空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一开始打电话给总领馆,总领馆说那是韩国的撤侨航班,后来航空公司确认,能买到的都是商业航班。」 张娜回忆买票前的沟通。

这一趟回国之旅,张娜花了 3.5 万元左右:迪拜到首尔机票 5000 多元,通过黄牛买的首尔到沈阳的机票 2.2 万元,在沈阳隔离 14 天的费用 6400 元。 

张娜前前后后买了十几张机票,目前为止退票费扣了不到 1 万元,国航的航班已经全部退款,但还有一张 3 万多元外国航空公司的票没有退成。她和男朋友此次在机票上,合计损失 4 万元左右。 

尽管开销不小,但张娜依然觉得自己是那么幸运。在沈阳机场入境后,听到工作人员说「欢迎回家」时,她哭了。

在沈阳机场排队量体温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从出发前往阿布扎比机场,到到达沈阳的隔离酒店,这 21 小时里,张娜自称没有喝过一口水、没吃过一口食物。到了隔离酒店,她把衣服都脱下、洗澡、洗头,把所有的东西都喷完酒精,才喝上水。

张娜老板让她安心隔离,隔离后再回四川上班,「毕竟老板现在也招不到人」,她自嘲道。 

「我的工厂目前是比较艰难。迪拜客户暂时没有要下订单的,所以我考虑让工厂暂时停产。」杨福戬说。

他于 4 月 18 日经阿布扎比飞首尔,在韩国转机回国,阿布扎比飞首尔,票价 7000 多元钱,从首尔飞厦门,票价 2 万多元。

4 月 19 日 15 时 35 分,夫妻俩由厦门入境,等待接受集中隔离。行李里,有迪拜产的巧克力、椰枣,那是给两个孩子的礼物,藏红花,则是给带孩子的丈母娘的。

张娜男朋友是外籍,按照「3.28 新政」,不能入境中国,便从首尔去了旧金山,准备卖了当地房子,为回国工作准备。

当这对情侣再次相见时,也许,疫情已告一段落。 

(本文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本篇报道在 4 月 19 日上线后,当晚 20 点 43 分,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发出紧急通知《关于请在阿联酋迪拜及北部酋长国处境严重困难滞留中国公民填报信息的通知》。

第二天,4 月 20 日 19 时 26 分,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发出通知《关于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酋长国处境严重困难的滞留中国公民填报信息的通知》,对本篇报道涉及的几种类型人群都作出了周密部署。

第三天,4 月 21 日,根据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的统一部署,迪拜侨界应急防控物资储备中心发布通告,为受疫情影响,临时滞留在迪拜的特困同胞免费发放一部分防护用品。

撰文:郑宇钧、周永金

编辑:于陆

封面图来源:站酷海洛

本文转载自「丁香医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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