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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村后,大出血的母亲挺了过来

2021-03-17作者:偶尔治愈


今年 1 月以来,河北、黑龙江、吉林等地疫情反弹,不同程度的封闭管控下,网络上再度出现非新冠患者就医需求的求助。


一年前,本文的作者晴天曾面临过这种困境。去年 2 月,她滞留在湖北农村老家。封村期间,晴天 62 岁的母亲突发大出血,生命垂危。她和家人不得不面对交通管制、血库告急等问题,多方求援,最终将母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后来,她的母亲被确诊患有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县城没有手术条件,但老人不愿靠近曾经的风暴中心——武汉。直到武汉解封后的第二个月,才勉强同意手术。


晴天希望,疫情消失之前,不会再有人重复母亲艰难的求生路。





母亲的灶台凉了




我的老家在湖北的一个村庄,名叫柳杨村,距离武汉约五百里路。虽已在广东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每年春节,我都会和先生、孩子一起回去,陪父母过个热热闹闹的年。


去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在柳杨村度过了最长的春节假期。正月初一那天,村里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相邻村组的出入口被挖断,堆起高高的黄土。


村道每几百米设置一道关卡,上面挂着铜锁,钥匙由专人保管,田间小路也有村干部和志愿者值守。村民每天接受好几次测温,一旦有人发烧,就会被送到镇医院排查。


2 月下旬,其他地区的人们陆续回到广东复工,我们仍在湖北老家,等待解封的消息。村里已出现几位确诊者,距离我家仅两三公里。


广播整日循环着防疫警示,外面几乎见不到人影,连猫狗鸡鸭都被锁在自家院子。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下,我和先生努力适应着一边远程办公、一边带娃的生活。


母亲倒是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她像往常一样,每天早早起床,砍柴、生火、摘菜,我们还在熟睡,她就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异常出现在 2 月 28 日。那天早上,母亲没有在灶台旁忙碌,她说:「今天妈妈身上没劲儿,可能是哮喘的老毛病犯了,也可能是吃坏肚子了,就不做饭了。」我叮嘱她待在房间休息,便去菜园摘菜了。


之后的几个小时,母亲的脸色越来越差,呼吸也愈发急促。我找来哮喘药,给她吸了两揿,不见起效。又找来血压计,测出她的血压偏低,高压 81 mmHg、低压 50mmHg。


当时为母亲测得的血压

图源:作者供图


我们胡乱猜测是心脏的问题,想用速效救心丸救急。封村期间,村民不得自行到镇上购药,我立刻和负责配送急需药物的妇女主任联系,主任没有丝毫推脱。


两小时后,速效救心丸送达。但母亲服下后并未好转,甚至愈发糟糕。她虚弱地躺在床上,翻不了身、扭不了头,稍一动弹就痛苦不堪,发出短促又尖细的呻吟。


对她而言,呼吸似乎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有几次,她看起来几乎就要背过气去。


我从未见过母亲这番模样,哪怕从前她哮喘发作最严重的时候。我和父亲商量,叫救护车接母亲去镇医院,但母亲不同意。


一年前,她曾因哮喘发作坐过救护车,村道坑洼不平,救护车开得颠簸,那种难受的感觉,令她心有余悸。疫情当下,她担心救护车不会轻易过来,又担心去医院会增加感染新冠的几率。


我素来缺乏主见,不愿违背母亲意愿,强行将她送医,只好反复劝她。直到下午,母亲让我和父亲一左一右扶着她解便,在便盆中,我们发现了大量黑便。一问才知,前一天起,她已这样便血好几次了。我和父亲大惊失色,赶紧打了 120。





安静的救护车




此时,我已经慌了神。好在先生还算冷静,他考虑到村道的关卡是常锁状态,无人值守,负责开锁的村干部可能需要好几分钟才能走到。「为了避免救护车到来时浪费时间,我们要提前和村干部们打好招呼。」


从我家出村共有三道关卡,我们不清楚每道关卡的负责人,就分头打给不同的村干部,请求他们通知相应的负责人开具放行条,并带着钥匙在路口等待放行。


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母亲开始说胡话了,她的声音含糊不清,看口型,似乎是在问我怎么没去上学。她又便了一次血,颜色更红了些。


出院记录上有关母亲便血的内容

图源:作者供图


院子里,两个孩子和侄女像往常一样嬉闹,发出咯咯的笑声。他们用锅铲挖起沙着,扬到巨大的簸箕里,把劈好的木柴码成城堡,两岁的小宝被家里战斗力最强的公鸡追着东躲西藏。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奶奶、外婆已到了生死边缘。


约四十分钟后,救护车安静地停在门口,没开警报,也许是因为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吧。三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下了车,他们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让人不免有些畏惧。村里有人开门张望,不知是否会误以为,这救护车是来带走疑似新冠患者的。


住在附近的堂哥、堂姐和婶婶闻讯赶来,帮着将神志不清的母亲抬上救护车。在当时那种草木皆兵的氛围下,他们的举动令我十分动容。


考虑到家里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父亲安排我和先生留下等消息,自己提着行李上了救护车。


车子驶向镇医院。母亲只在那里躺了两个小时,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判断她亟需输血。镇医院的血库没有血,于是,她又被转移到县医院。


把三个孩子哄睡后,我把生活用品和可能需要的证件打包好,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做好随时去医院的准备。





血库告急




夜里 11 点,我接到县医院 ICU 病房打来的电话。医生告诉我,母亲大出血后,血红蛋白浓度仅 28g / L(女性参考范围是 110-150g / L),属于极重度贫血,随时可能休克,需要大量输血。


但疫情期间献血量大幅减少,且用血资源向新冠患者倾斜,血库告急,可能无法像往常一样给血。


此前,我对医院的用血制度了解得很少,以为自己可以直接给母亲输血。医生告诉我:「你献的血,需要经过检验,合格后才能入到血库。而你母亲需要的血,要从现有的库存里调。」


眼前的办法,就是家属尽快去县城的献血点采血,然后带着献血证到县医院的血液科登记。后来我得知,每张献血证可以为病人申请到 120 mL 的红细胞或 200 mL 的血浆。


家中亲友的献血证

图源:作者供图


从我家到县城的献血点,最快也要一个小时。我在电话里请求医生,先给母亲输血,对方不置可否,只是将前面的话重复了一遍。挂了电话,我紧张得全身颤抖。没想到母亲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掌握她生死的人却是我。


寒夜,北风呼啸,陈旧的玻璃窗啪啪作响。我打着电筒跑到隔壁的堂哥家敲门,请他开车送我去县城。堂哥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用最快的速度出了门。


当我们到达镇上的关卡,值守的干部提醒我们:「村里开的通行条只在镇里的这段路管用,去县医院,要走县城公路,路上交警会要求你们出示来自医院的证明。」


我打电话给父亲,他说管床医生下班了,夜班医生和护士不负责开证明,只能次日再开。我还得知,采血站并不是 24 小时工作的,次日上午才会开门。现在去了也是白费功夫,我和堂哥只好原路回村。


那晚我一夜未眠,不停地祈祷:「母亲千万撑住,一定要等到我明早以血换血。」


2 月 29 日一早,堂哥堂嫂就开车送我到县城的献血点。


除了我们,还有四五个人等在门口,也是来以血换血的。其中有一位年轻的父亲,他两岁的儿子患有白血病,正在等待输血。疫情无情,本就脆弱的生命不得不面对更多磨难。


献完血出来,我看到堂哥堂嫂也在填写献血申请表。我很意外,他们从未透露过帮我献血的念头,我只是隐晦地表示过,如果之后母亲还要输血,可能需要更多的亲戚们支援。就连把献血证交给我的时候,他们也没说什么。我万分感激,却如鲠在喉。


我紧紧攥着三张献血证,像攥着母亲的命。献血点距离县医院很近,我狂奔到血液科,登记信息,为母亲申请用血。这个过程还算顺利,想到母亲有机会脱离危险,我终于松了口气。





献血证还是不够




3 月 1 日,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医生同意她从 ICU 转入普通病房。她的身体还是很虚弱,在 ICU 配的装备一样不少:24 小时心电监护、血氧仪、止血泵、输氧管、营养液管、导尿管……


但她的心情好了很多,一部分原因,是结束了 ICU 里那种极度孤独的日子。尽管周身缠满了「藤蔓」,她却幽默地自嘲,说自己像个变压器。


后来,她还嘱咐我去感谢 ICU 的一位男护士,帮她转达了换病房的意愿。母亲形容,那位男护士非常年轻,眉眼帅得很。我翻拍了 ICU 外面的医护人员照片墙,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天,医生将我们叫到办公室,介绍了母亲的病情。母亲的出血部位大致在肠道,CT 和 B 超显示,她的腹部有巨大团块影,腹腔和盆腔均有少量积液。


医生分析,母亲很可能患有胃肠道间质瘤,需要等到身体好转后做穿刺活检才能确诊。在这之前,只能先做止血和输血。


虽然前一日,医院已给母亲输了血,但她的血红蛋白浓度依然很低,刚刚超过 30g / mL。医生叮嘱我们,动员更多的家属去献血。


在农村人的传统观念里,是不能轻易献血的,抽血等于抽去身体里的元气,很难恢复。父母不愿求人,但这种时候,哪里管得了这么多?


我打电话给一位住在附近的亲戚,请他过来献血,又将医生开的证明拍了照发给他,以便他通过各个关卡。就这样,3 月 1 日下午,我们又为母亲争取到了一个单位的红细胞。


母亲在 ICU 时的护理治疗单

图源:作者供图


没想到的是,献血证还是远远不够。接下来的几天,母亲每天都被抽掉好几管血拿去化验,同时,她还在继续失血,每一次的失血量也在增加。母亲的生命体征稍稳后,血液科每天只批准一个单位的红细胞,我们觉得,医院给她输血的速度,无法赶上她失血的速度。


于是,每天都有一两位亲友被我们请过来支援献血。接到我的求助电话时,无论是住医院附近的,还是需要一两个小时车程的,都爽快地答应。


前前后后,我的口袋里攒了十来张献血证。我不断辗转在献血站、医生办公室和血液科之间,为了能够申请到一个单元的红细胞。


想起 29 日那天,一下子拿出三张献血证,我懊恼不已,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两次机会。





病危通知




转入普通病房后不久,母亲因为发低烧,连续两天被冒雨推去隔壁楼,做胸部 CT 和核酸检测。


于她而言,每一次挪身,都是在与死神过招。我们通常会给她摆个舒服一点的姿势,然后连着床单一起,将她抬上移动病床。她的喉咙里一直传出那种随时要窒息的声音,我能感觉到,她对这些检查有点抗拒,但已没有力气表达。


记忆中,母亲坚韧刚强,几乎从不流露痛苦的模样。那几晚,她却无力掩饰病痛对自己的折磨,呻吟声一阵接着一阵。隔壁床一位心脏病人的家属屡次喊我母亲,让她不要呻吟,说会影响到那位心脏病人。


我没回应,只当没有听到。阻止一位痛苦至极又无法动弹的老人发出呻吟,未免太过残忍了。


起初,母亲怎么也睡不着,在她的央求下,医生给她注射了止痛针。后来院长评估了她的疼痛级别,又嘱咐医生开了芬太尼透皮贴剂。贴上后,母亲睡得很满足,安安静静地,像刚出生的婴孩。中途因换药醒来,不到十分钟,就又能进入熟睡的状态。


好景不长,3 月 3 日夜里,母亲的心跳出奇地快。管床医生开了些注射的药物,但没过多久,她的心跳又蹿上来了,维持在每分钟 150 - 200 次。医生把我们喊到走廊,下达了病危通知。他说,也许就在今晚了。


母亲似乎也感觉到了死亡的临近,她呢喃着:「这回是真的要死了。」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感觉自己心脏快要从嘴巴里跳出来了,那种痛苦,似乎已大过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把耳朵凑到她的嘴巴跟前,听她嘱咐:「要是我死了,多关心你爸爸,经常给他打打电话,督促他生活规律一点。」


平日,母亲很少说这样的话,偶尔还会抱怨父亲脾气不好。但那晚,她所有的嘱咐都是关于父亲。她觉得父亲一辈子都很辛苦,没有享到福。几十年来,为了赚钱养家,父亲常常早上四五点就起床,骑着摩托车去卖农副产品。他的三餐很不规律,时常吃冷掉的饭菜。


因为患有哮喘,母亲近年来没能出门打工,她似乎心中有愧。事实上,她也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一直将里里外外的家务和农活都打点得很好。我强忍眼泪,答应母亲会好好照顾父亲。


紧要关头,心内科医生赶到了。他询问了母亲的一些病史,又和管床医生以及呼吸内科的医生会诊。我听到他们说,母亲的 b 型钠尿肽指数已过万了,属于重度心衰,原因或许是每天的输药量有些多。


母亲住院时的输液瓶

图源:作者供图


之后,母亲被注射了强心药,其他药物的量也减少了一些。b 型钠尿肽指数很快降低了,就这样,她再一次从鬼门关逃了出来。


此后的几天,在肿瘤科这层病房,先后有 5 例重症病人过世。每次传来坏消息,我的担心就更添一层。在这里,死亡太平常了,好像随时会降临在母亲身上。





确诊之后




母亲的穿刺切片是被送到上海检验的,据说是情况复杂,县医院的检验手段有限。疫情的影响下,快递行业也被按下了暂停键,前后用了半个月,母亲的检验报告才出来。


她患的并不是医生当初所说的胃肠间质瘤,而是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肿瘤,患者大多是年轻女性。我通过网络检索得知,这种肿瘤首选手术切除,常规放化疗的效果并不理想。


母亲的检验报告

图源:作者供图


我不知道,这个诊断结果是好是坏。好的一面是,这种肿瘤具有低度恶性倾向,如果手术得当,母亲的生存几率是很高的;坏的一面是,医生说过,母亲肝脏和肠道内的两个肿瘤都很大,有 10 cm × 10 cm,而且到处粘连。


加上母亲已是 62 岁高龄,还患有基础病,手术风险很高。他明确表示,县医院做不了这个手术,建议等病人身体恢复一些,再去市级医院手术。


4 月初,母亲终于出院了。湖北的疫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3 月中旬,县城已经解封了。


母亲住院的一个多月,我从未离开医院,来医院时,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车辆,县城的主干道上横着公交车,小路也有警察值守。


出院时,公交车、私家车都上路了,超市也开门了,街上溜达的人和往常一样多。那天的出租车开得特别稳当,母亲心情很好。


回到村里,我们才意识到,眼下已是暖春季节。菜园里的杂草被附近的亲戚锄掉了,种上的青菜、辣椒和茄子都从泥土里探出了头,后院养的鸡一只不少,肥肥壮壮的。


起初,母亲依旧只能吃流食,她面无血色、走路缓慢,坐下和起身都要撑着东西。后来,她的体力渐渐恢复了一些体力,只是进食比以前少了很多。


母亲的肿瘤还在,我们计划等到疫情平息,武汉解封后,再去那里继续求医。出院时,主治医生提醒我们,虽然这一次母亲的命保住了,但无法保证不再出血,一旦再出血,情况只会比这一次更加凶险。我们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但求在去武汉之前,母亲身体里的「炸弹」不会被引爆。


母亲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一天,我们两个坐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摘菜。


正在做家务的母亲

图源:作者供图


我试图轻松地说出她的病情以及未来的手术计划,母亲听罢,将菜重重地扔进篮子:「这个时候还去武汉,别人跑都怕跑慢了,你们是疯了吧?我不要命,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她生气地解下围裙,继续反对着。她告诉我,自己在县医院住院的一个多月生不如死,这种痛苦旁人无法体会,她实在不想再来一次。


「我年纪大了,也不指望活很久。手术是绝对不做的,我就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她撂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





重获新生




经不住我们每天软磨硬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5 月底,母亲终于答应了去武汉求医。我们去县城做了核酸检测,然后出发去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在那里,我们前后经历了三次新冠排查。等待一周后,母亲入院,准备接受手术。


曾经引发母亲大出血的肿瘤得以切除。血糊糊的肿瘤从手术室里端了出来,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不觉得恶心,也不害怕,只是唏嘘,就是它,差点令我失去母亲。


手术后,母亲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从武汉回到柳杨村时,已是初夏。田里的油菜花落了,田间小道被层层叠叠的花瓣铺满,闪着明媚的黄。母亲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父亲的搀扶下,「视察」她的菜园和小鸡小鸭。


家里逐渐恢复了从前的状态。父亲又在农田里忙碌起来,母亲的体力虽然大不如前,不能再劈柴、提重物,但也能打点简单的家务了。她的痛感大幅减轻,幽默感也回来了,和邻居唠嗑时,时不时来一段笑话,逗得人哈哈大笑。


陪同母亲与死神交手几个回合后,我们赢了。这一年,家人们都对这段经历避而不谈。从我的角度,这段回忆非常痛苦,母亲在疫情严峻时大出血,后又查出肿瘤,是何其不幸。


不幸中的万幸,是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从帮忙买药的妇女主任,到积极配合放行的村干部,再到那些支援献血的亲友。


今年 1 月,河北、黑龙江、吉林等地的疫情卷土重来,不同的封闭措施下,肿瘤患者以及其他有就医需求的人可能会感到惶恐不安。


但无论如何,我们已有丰富的防疫经验,希望今年疫区的每一位患者,都能顺利渡过难关,无人重复母亲去年的艰难经历。


今年春节,各地都在提倡就地过年。也许是因为在鬼门关走了几遭,母亲比往年更加盼望我们回家过年。她在电话里唠叨,我们的衣服都洗净、晒好了,她还买了新的床单。


我和先生的工作单位以及孩子们的幼儿园都表示,原则上不要返乡,否则,回到广东后可能要面临 14 天的居家观察,考虑到母亲的情况,我们还是决定回去。


现在,我和先生、孩子已回到老家。这几天,我和母亲做着过年的准备,我们一起打扫房间,我负责提水,她负责擦窗户,一起去田里拔萝卜,洗净腌好,还做了一些肉丸子。


和往年一样,母亲的灶台又热起来了。


在灶台前忙碌的母亲

图源:作者供图


本文转载自「偶尔治愈」公众号

撰文:晴天

监制:陈怡含

封面图来源: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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